巨流河 原文2011/02/23 21:41張貼於yahoo部落格
這本《巨流河》是有“永遠的齊老師”之稱的齊邦媛所寫的回憶錄，網站上的介紹如下：
一部反映中國近代苦難的家族記憶史
一部用生命書寫壯闊幽微的天籟詩篇
作者齊邦媛的父親齊世英乃民國初年的留德熱血青年，也是918事變前的東北維新派，民國十四年自從該勝未勝的「巨流河之役」功敗垂成後，外交和革新思想因而困凍，導致東北(淪陷)乃至整個中國(抗日)的近代苦難。
齊邦媛的一生，正是整個二十世紀顛沛流離的縮影。
《巨流河》嘔心瀝血四年完成，作者以邃密通透、深情至性、字字珠璣的筆力，記述縱貫百年、橫跨兩岸的大時代故事。
整本書厚達603頁，是名符其實的鉅作，逃難時有許多氣勢磅礡的篇幅讓人讀得鼻酸淚湧。即使移居到台灣期間，協助丈夫接手戰後日本人所遺棄的台灣鐵路，以及日後在台大等校作育英才的無悔付出都讓人感動不已。雖是很沉重的一本書，但讀來卻精彩無比，為了能讓大家體會書中極具“故事性”的情節，我就不多作評論，直接把603頁的鉅作節錄成五個簡短段落：「逃難」、「紅流」、「風雨」、「杏壇」、「凋零」，讓大家在數分鐘內讀完齊邦媛的一生，並體會這本《巨流河》的文字張力。
918事件後日本佔領東北，從此齊邦媛全家避難至南京，當時很多東北流亡學生都逃到南京，於是書裡就寫著：
照顧東北到南京的學生是我父親的工作之一，每星期招待他們吃飯卻是我母親的快樂，也是她思念故鄉最大的安慰。家中請了一位山東廚師老宋（他和我們流亡到四川十年），每星期日請一桌黃埔軍校和政校的學生吃北方麵食，在我母親心中，每個人都是她的娘家人。她喜歡聽他們說話，講家鄉春夏秋冬的情景，講親人，講莊稼……
搬到寧海路後，她發現房子後面有一個不算小的後院，就買了大大小小的缸，除了最熱的夏天，她帶著李媽不停地漬酸菜〈白菜用開水燙過，置於缸內發酵一個多月後即成脆白的酸菜〉，又託人由北平買來純銅火鍋。七七事變前在南京那些年，齊家的五花肉酸菜火鍋不知溫暖了多少遊子思鄉的心！
母親又認為東北的大醬最好吃，就是台灣說的甜麵醬〈但不甜〉。東北因黃豆又多又好，一般家裡都會做這個醬。母親想做大醬，但做的過程其實滿可怕的，得先讓黃豆長霉。父親知道了，就反對：「你在院子裡搞什麼？」母親說：「我擺在後院裡，又不給人看見！」父親覺得又髒又噁心，不讓她弄，但我母親下定決心，還是偷偷做了一缸。等這些黃埔軍校的學生來，母親給他們切一段段的黃瓜，蘸大醬吃，然後又端出酸菜火鍋。有人一邊吃一邊掉眼淚，因為想起家來了。這些人這一生沒再回去了。（第64頁）
1930年剛到南京時的齊邦媛(右三)，坐著的是母親裴毓貞。
民國26年七七事變發生後，齊邦媛一家人又輾轉逃難到四川，在重慶唸書時則寫著：
我在初中三年最快樂的記憶是童子軍訓練。戰時的少年比較勇敢，因為是真正的天真，愛國更絕不落後。
那年重慶被炸得最凶的一次大火之後，我們選了一隊童子軍代表走路進城去共赴國難。走了大半程，只見士兵從未熄的火中抬出無數焦黑屍體由軍隊運出城，指揮者問帶隊老師：「這些娃兒(四川話)來做什麼？趕快帶他們回去！」
我們站在路邊拼命哭，一面唱：「我們，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少年兵，年紀雖小，志氣高……」據說回校後，老師被記了大過。但那一具具焦黑的屍體，綿延十里，是我半生的噩夢。（第126頁）
有一日，日機炸沙坪壩，要摧毀文化中心精神堡壘；我家屋頂被震落一半，鄰家農夫被炸死，他的母親坐在田坎上哭了三天三夜。當天晚上，下起滂沱大雨，我們全家半坐半躺，擠在尚有一半屋頂的屋內。那陣子媽媽又在生病，必須躺在自己床上，全床鋪了一塊大油布遮雨，爸爸坐在床頭，一手撐著一把大油傘遮著他和媽媽的頭，就這樣等著天亮……
那就是我最早的青春歲月的場景。死亡可以日夜由天而降，但倖存者的生命力卻愈磨愈強，即使只有十七八歲，也磨出強烈的不服輸精神，也要發出怒吼。（第144頁）
記得2010年9月26日我和兩位馬來西亞的朋友同遊上海世博時，因為陰錯陽差聽了一場「東方歌舞團」的愛國歌曲演唱會。聊天時就告訴友人以前台灣也有愛國歌曲，並提到小時候我們都唱過《中國一定強》，聽完兩位馬來西亞友人都大笑不已。畢竟兩岸關係已不同以往，聽到台灣人在歌頌“中國一定強”當然覺得匪夷所思。
這是去年9月的事，但12月31日正當全台灣都在跨年倒數之際，我這沒有過節習慣的人則安靜地待在家裡閱讀，剛好看到這段：
1941年的寒假在大轟炸中度過。開學後，南開合唱團每天抽一小時勤練由李抱忱老師指揮的“千人大合唱”歌曲。三月十二日先在大禮堂唱，後又加一場在重慶市中心被炸毀的廢墟上搭棚架，全城二十多個合唱團齊聚，同聲唱愛國歌曲，希望讓全城困頓的同胞聽到，讓全世界的人聽到，讓地下的亡魂也聽到。我們唱著：「中國一定強！中國一定強！ 你看那八百壯士，孤軍奮守東戰場。」(第145頁)
原來《中國一定強》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被唱出來的……當時日寇急著要亡華，無日無夜轟炸著，所以“死亡可以日夜由天而降”，被炸死的同胞“焦黑的屍體綿延十里”！
瞭解時空背景後，再讀這段《中國一定強》只覺感動萬分，剛好午夜已至遠處夜空傳來建國百年的慶祝煙火，瞬間熱淚盈眶，這百年來的民族苦難豈是淚水所能形容。
齊邦媛並沒在書裡大肆批判共產主義，只是從日常生活中描述當時師生被“統戰”分化成兩派的情景，所以原本親密的侯姐姐及令人景仰的聞一多老師接觸共產制度後態度立刻轉變：
在我收拾行李和書籍搬房的時候，侯姐姐用她慣有的大嗓門，不指名地說：「有些人(註：暗指齊邦媛)家長在重慶作高官，還每個月領公費，享受民脂民膏，真是臉皮厚!每天口中念著雲雀夜鶯的，不知民間疾苦，簡直是沒有靈魂!」其他的人都低下頭假裝看書，沒有說話，我想了想，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只有和趙曉蘭說聲再見，趕快把東西搬到三樓去。
把新的鋪位安好，坐在床上想想剛才的那一幕，心中十份難過。記得剛住進時，她要我們叫她姐姐，對我殷勤照顧，有時連洗澡小室都幫我先占一間，吃飯時在板凳上留個空位給我。還不到兩個月，怎麼就如此兇惡攻擊呢？當天晚上，躺在小床上，看到天窗外，繁星滿天，第一天想到也許是上帝給我訊息，叫我看看廣大的穹蒼，原諒別人的傷害? 但是我年輕的心卻無法吞噬那翻臉無情的攻擊。（第203頁）
我記得常聽父親說，一個知識份子，二十歲以前從未迷上共產主義是缺少熱情，二十歲以後去做共產黨員是幼稚。我常想聞一多到四十五歲才讀共產制度（不是主義）的書，就相信推翻國民黨政權換了共產黨可以救中國，他那兩年激烈的改朝換代的言論怎麼可能出自一個中年教授的冷靜判斷？而我們那一代青年，在苦難八年後彈痕未修的各個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號召，遊行，不上課，不許自由思想，幾乎完全荒廢學業，大多數淪入各種仇恨運動，終至文革……。身為青年偶像的他，曾經想到衝動激情的後果嗎?（第238頁）
因此看透政治無情的齊邦媛，從此一輩子都不涉政治。
半世紀後，隔著臺灣海峽回首望見那美麗三江匯流的古城，我那些衣衫檻褸、長年只靠政府公費伙食而營養不良的同學力竭聲嘶喊口號的樣子，他們對國家積弱、多年離亂命運的憤怒，全都爆發在那些集會遊行、無休止的學潮中，最終拖塌了抗戰的政府，歡迎共黨來“解放”。
他們的欣喜。事實上，短暫如露珠。
開放探親去大陸回來的同學說，當年許多政治活動的學生領袖，由於理想性太強，從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非死即貶，得意的並不多。我們這一代是被時代消耗的一代。
從前移民，出外流亡的人多因生活災荒所迫，挑著擔子，一家或一口去墾荒，希望是落戶。而我們這一代已有了普及教育，卻因政治意識形態的不同而聚散飄泊或淹沒。五十年後我回北京與班友重聚，當年八十多個女同學人人都有一番理想。但1950年後，進修就業稍有成就的甚少，沒有家破人亡已算幸運，幾乎一整代人全被政治犧牲了。（第243頁）
1939年拍攝，階梯正中間穿著黑色中山服的就是父親齊世英，齊邦媛說父親一輩子都腰桿挺直，從這張相片可以看得出來
來到台灣後，由於丈夫羅裕昌任職於鐵路局，齊邦媛有一段跟著台灣鐵道同舟共濟的風雨經驗。其中的艱苦外人難以想像，但讀到他們努力讓台灣建立起亞洲第一座全自動控制行車的鐵道號誌系統時，都跟著感動到熱淚盈眶。感謝這些終身為台灣打拼的人，那時「臺灣政治上尚未分本省、外省，大家心思單純，互相照顧」，甚至「沒有人會膚淺地問你“愛不愛臺灣”？」
50年代，臺灣局勢漸漸穩定。喘息初定的政府開始改善島內生活，而鐵路運輸的現代化是最重要的事。日本佔領時期，所有鐵路局中級以上工作都由日本人擔任，他們戰敗遣送回去前，對一萬七千位台籍員工說，臺灣鐵路六個月內就會癱瘓。那時火車進出車站仍靠站員揮動紅綠旗，各站之間全靠列車長身手俐落地在火車頭噴出的濃煙中接遞臂圈，他們是“看火車”兒童心目中的英雄。局裏下令電務方面研究科學技術設備以取代人力（那時城裏的道路連紅綠燈也不太普及），但是無人知道由何研究起。提到了西方鐵路有些已用CTC系統，但無人見過。當時大家默默無言散會。（第327頁）
1959年，工程進入最艱困階段。八月，彰化與台中之間的大肚溪鐵橋被颱風衝垮，大水淹沒了彰化市，CTC的主機房岌岌可危，幸好那晚裕昌在彰化留守趕夜工。八七水災是臺灣史上最大災害之一，大肚溪流域一片汪洋，直到第三天早晨，兩岸露出堤岸，有少數搶修工程的隊伍用小木筏來往。
裕昌打電話給我，主機房的問題嚴重，要我把Jocobsson先生和另一位瑞典人，線路專家AnderssOn，從他們家帶到河邊，有台中電務段的同仁會用小船把他們送到彰化。另外，需買些水瓶、餅乾、電筒、換洗衣服，他們得在彰化住到水退。我必須去辦此事，因為需用英語說明他們將面對的狀況，而且只有我認識河邊接應的人和地點。
那天早晨，我坐著裕隆蓬車，帶著臉上難掩不安的兩位瑞典人到達台中大肚溪岸，在剛泡過水，踩上去仍鬆軟的一小塊臨時“打”出來的土堤上，把他們交給接應人員，望著那小小的木船載著那兩位工程師，在一望驚心的洶湧的黃濁洪水中“跳舞”似地橫劃過洪流，終於到對面一處乾土地上了岸，我第一個要做的事是告訴他們啼哭的妻子，他們已平安渡河了。
第二年（1960年）七月二十五日，是臺灣鐵路史上極具紀念意義的日子。在盛大的啟用典禮之後，由省主席或是行政院長那一類的大官按鈕，一列火車自彰化站開車，由全亞洲第一座全自動控制行車的號誌指揮駛往下一站——六點六公里外的花壇站，火車開到那懸燈結彩的月臺時，裕昌回家說，他們的工程夥伴，站在層層官員後面的鐵軌上（月臺太窄），全都熱淚盈眶，當天晚上全體喝醉酒。（第332頁）
下面兩則齊邦媛的生活札記，則讓我想起過去美好純樸的台灣：
我的唯一生活或社交圈子是幾位中國同學和他們的家庭。印大那時有大約三百個中國學生，十分之九是臺灣去的，香港和東南亞的約占十分之一，尚沒有一個大陸學生。那一年他們的文革噩夢剛開始，臺灣政治上尚未分本省、外省，大家心思單純，互相照顧。（第380頁，1968年齊邦媛至美國印第安大學修課時的生活記錄）
1960年代，許多畢業學生在中部和嘉南平原開創了一些現代化農場，常常邀請老師去“指導”。農學院長末勉南的太太劉作炎教授和我是英文科同事，也常常邀我們同去參觀。當時已有一些外籍交換教授住在校園宿舍，也常一起下鄉。那些年，深山僻野，上山下海真是走了不少地方，認識了真正的臺灣，驗證了高等教育在臺灣“十年生聚”的紮根力量和熱情。我們招待國際友人最常去的有一座在員林的玫瑰花圃，場主張君的妻子，後來當選為玫瑰皇后。初見那麼大規模的花圃和科學化養殖法，聽著他們講新品種的動聽的命名，大規模推廣及外銷的展望……那時沒有人會膚淺地問你“愛不愛臺灣”？（第391頁）
齊邦媛國立武漢大學外文系畢業後，1947年來台灣，1968年至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研究，1969年出任中興大學新成立之外文系系主任，1988年從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任內退休，受聘為台大榮譽教授迄今。
曾任美國聖瑪麗學院、舊金山加州州立大學訪問教授，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客座教授。教學、著作，論述嚴謹；編選、翻譯、出版文學評論多種，對引介西方文學到台灣，將台灣代表性文學作品英譯推介至西方世界，卓有貢獻。
所以她有數十年的教學經驗，現在早已桃李滿天下，但對台灣教育界影響最大的還是擔任國立編譯館人文組主任期間所編定的新版國文教科書。對四、五十歲的中年人來說，這套教材幾乎是大家的文學啓蒙。
我們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國民中學的第一套部定本國文教科書，它幾乎是眾目所視、眾手所指的焦點。三年來，社會輿論對已編國中三年六冊的暫定本有許多不滿的指責和批評。表面上都只說選文不當、程度不對，也有稍坦白的說。學生沒有興趣。究竟哪些課不當、不對?為什麼沒有興趣?沒有人具體地指出，只是轉彎抹角繼續呼籲:救救孩子!給他們讀書的快樂!培養他們自由活潑的人格……這些批評沒有一個人敢直截明白地說：暫用本的教材太多黨、政、軍文章。即使有人敢寫，也沒有報紙雜誌敢登。（第409頁）
在那個知識份子敢怒但不敢言的年代，齊邦媛克服萬難，把許多黨、政、軍的文章都刪除，編出了影響無數莘莘學子的新版教材。書中也提到她致力為黃春明的《魚》一文翻案，重新投票後決定將這篇小說收錄進國中教材時，連她自己都忍不住感動淚流，而《魚》是國中三年國文課本中我最喜歡的一篇呢。所以看到這份目錄，你是否和我有相同的感動！
2003年１月24日《中國時報》有一篇報導。標題是「老教科書總復習，網路正發燒」，許多網友在網路上回味中學時代琅琅上口的文章，如朱自清《匆匆》:「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他們也記得《木蘭詩》，尤其以白居易《慈烏夜啼》獲得最熱烈的討論。
還有一篇我個人非常喜歡的《孤雁》也選入課本。沙洲上一隻孤雁，為一對對交頸而眠的雁兒守更。蘆叢後火光一閃一閃，孤雁立即引吭呼叫，睡夢中驚醒的雁兒發現無事，以為孤雁故意撒謊，如是兩回。第三次，獵人拿著香炬轟立眼前，孤雁飛到空中，拚命的叫喚，瘋狂的迴旋，但酣睡的雁兒毫不理會。眼睜睜看著獵人伸出殘酷的手，將一隻只熟睡的雁兒放進了網羅。從此，孤雁多了起來。
二十餘年之後，柯慶明提到他多年後閱台大研究生入學考試的作文卷，題目是「影響我最深的一篇文章」，許多人寫的竟然是《孤雁》，讓他感動莫名。
屈指算來，當年讀這套新編國文的讀者，現在也已是四、五十歲的人了，許多人大約還記得閱讀這些作品的喜悅吧!（第423頁）
進入1983年，八月，酷熱異常，真是農曆的七月流火季候，母親的身體漸顯衰退，我們送她到三軍總醫院看心臟科做些檢查。
她出院第三天早上六點多鐘，內湖家中來電話，說老太太過去了。這樣突然，真是令我驚駭莫名，與妹妹甯媛奔回家，看到八十四歲的媽媽安詳地躺在床上。她早上起來自己梳洗，去陽臺澆了花，回房坐在床沿吩咐女傭給老先生做午餐，然後清晰地說:「主啊!你叫我去，我就去了。」坐著就逝世了。那時父親坐在門邊的椅子上，聽得清清楚楚。她離世時有如此確切的皈依感，是我們最大的安慰。（第536頁）
母親猝逝之前，我們雖知雙親日漸老邁，卻似從未想到他們會死亡，更未談過後事。倉卒之間，我妹甯媛隨著立法院的一位先生去淡水三芝鄉找到了一塊山坡地。地勢開闊，面對太平洋，坡地依靠著巨大的面天山。如此，我齊家在臺灣似乎有了一個立足點，母親火化後埋骨於此，父親在世時也常來墓前坐著，可以清晰地看到遠洋的船駛過。他說往前看就是東北方，海水流向渤海灣就是大連，是回家的路，「我們是回不去了，埋在這裏很好。」四年後父親亦葬於此。裕昌與我也買下了他們腳下一塊緊連的墓地，日後將永久棲息父母膝下，生死都能團聚，不再漂流了。如今已四代在台，這該是我落葉可歸之處了吧!（第538頁）
父親最後幾年孤獨的日子裏，回憶往事大約佔據了他的心思意念。他有時對我說，心中常是千軍萬馬在奔騰，慨歎中國命運的大起大落。文革漸漸結束後，由各方面傳來許多人和事的消息，讓他更能從整體瞭解當年的情況。譬如說，1981年他在榮總住院時，張學良突然去病房看他。自1935年漢口不歡而散，近半世紀首次再見，令他心情很不平靜。當年雄姿英發的青年，都已八十二歲了，鄉關萬里，一生坎坷，千言萬語都說不盡，也不必說了。常常自問，「如果當年能夠合作，東北會是什麼樣子?中國會是什麼樣子?」事實上，時光即使能夠倒流，合作亦非易事。張學良二十歲繼承奉軍地盤，毫無思考判斷準備，只知權力，衝動任性地造成貽害大局的西安事變，使東北軍數十萬人流落關內，失去了在東北命運上說話的力量，他和這個堅持人性尊嚴，民主革新的理想主義者齊世英怎麼合作?那一天會面，兩人唯一共同心意，是懷念郭松齡將軍。張學良想的是郭將軍對他權力的輔佐;我父親想的是，如果巨流河一役郭軍戰勝，東北整個局面必會革新，不會容許日本人進去建立傀儡滿洲國，即使有中日戰爭，也不會在戰爭勝利之後，將偌大的東北任由蘇俄、蔣中正、毛澤東、杜津明、林彪，這些由遙遠南方來的人搶來打去決定命運!這些憾恨，雖已還諸天地，卻仍折磨著他的餘年歲月。
晚飯時，我和妹妹總是給他斟一杯酒。每端起酒杯他就流淚，斷斷續續說當年事:明明不該打敗仗的局面，卻敗了，把那麼大的東北丟了。那些年，佈滿東三省，一心一意跟著我十多年在敵後抗日的同志都白死了。他們盼望勝利的中央會照顧他們的孤兒寡婦，也全落了空。沒有出來的人，能在共產黨手裏活著的也很少，那些人都是愛國的知識份子，如不去革命，原可以適應生存，養家活口，都是我害了他們，是我對不起他們!這些話，他反反復覆地說著，折磨著他最後的日子。（第545頁）
上張相片正中間是年輕時齊世英，下面是晚年於內湖寓所拍攝，人生如朝露，轉眼即消逝。
1987年八月父親節的下午，他勉強從床上起身，坐在床旁籐椅上，磕然逝世。寧靜地放下了這一生所有的理想、奮鬥和失落的痛苦。我們將他的骨灰埋葬在母親身旁，面對著太平洋的穹蒼。在這安居了四十年的島上，冬季無雪，夏季濕熱，太陽猛烈地照在他們埋骨的石座之上。
整理他們的遺物真是容易的事，我母親一生沒有一件珠寶，也沒有一件值錢的東西。
她的櫃子裏有一隻小破皮箱，裝了一些從南京到重慶，復員回北平又來臺灣都不肯丟的老照片（我的童年一張照片都沒有），最高一層放了八床棉被，我知道她搬到內湖後，常去臺北長沙街一家傳統彈棉花被的店，訂做了各式厚薄的棉被，她說：「現在我有自己的家，客人來可以好好招待了。」事實上，她招待的人都已不在了，革命的，抗日的，守山海關的，打台兒莊的，拚滇緬路的，逃難的鄉親，流落的青年……全都走過去了。（第547頁）
這些民國初年留學海外的知識份子，這些當過官走戰亂過經歷過風浪的人，一輩子就這樣過了，跟著感慨的同時，也敬佩他們的品格節操……齊邦媛說：「整理他們的遺物真是容易的事，我母親一生沒有一件珠寶，也沒有一件值錢的東西。」光這點，有多少高聲喊“愛台灣”的人能做得到！
就在這個書房，齊邦媛花了四年的時間寫完這本壯闊幽微的《巨流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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