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簪子》
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當時（2002年）是學弟叫我去捧場，到「世界族群和平影展」當觀眾，他們擔心放映時“門可羅雀＂。
好吧！那我就過去當隻肥雀，幫忙充場面，時間2002年10月21日。
沒想到，首日播放的《三不管地帶》（No Man's Land）真是宇宙無敵超級好片！我後來才知道是2001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但不管它得不得獎，都是一部極棒的電影。也因這部《三不管地帶》讓我對主辦單位的選片頗具信心，所以每天都去，把七部電影全看完了。
這是當時（2002年）「世界族群和平影展」的節目冊內頁資料
但在劇院裡讓我哭到不行的，並非這部絕世好片，而是台灣導演蕭菊貞拍攝的記錄片《銀簪子》。
於是2002年10月24日寫下這段文字張貼在網路上：
昨天去影展看了一部片子《銀簪子》，是部紀錄片。
劇情述說民國三十八年政府從大陸撤退來台，帶了六十萬大軍，他們以為不久就可反攻大陸回家了，沒想到一待四十年。這群老兵成為台灣與大陸間最尷尬的一群！有家，歸不得，不可求。
導演蕭菊貞的父親也是老兵，開放後回大陸時奶奶已去世，沒留下任何財產，只有一只隨身佩戴的「銀簪子」，導演就循著這只銀簪子走進父親的世界裡……
父親原住於湖南省桃江縣，因為是小兒子，所以奶奶特別疼愛。十八歲時要去南京讀書，奶奶不同意，在父親再三保證寒暑假一定回來看奶奶的情況下才出發。但到了南京，因為動亂許多大學已不招生，所以沒學校可讀，留在南京又沒工作，所以想回湖南。但那樣的動亂時局回也回不去，可能半路就發生意外了。最後請大哥幫忙找到一個要移師到湖南的部隊，跟著部隊走最安全。結果行軍至江西就停下來待命，一等就幾個月，最後跟著徹退到台灣。音訊全無，和家人一別就是四十餘年。當父親在電影裡口述這段往事時，我實在控制不住淚水。
奶奶最疼愛父親，每天思念著，只要家裏有腳步聲就問說是不是父親回來了，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餓死在人民公社裡。大陸解放後，大伯被下放去當“犁牛”，二伯被監禁，最後自殺，三伯是小學校長，卻被自己的學生批鬥，最後跳樓自殺，沒死，但終生殘廢。老奶奶被分派到人民公社種田，因為裹小腳，只能一步一步慢慢走，每天從田裏走回來，大鍋飯已被吃光，就這樣慢慢餓死。
民國七十六年開放大陸探親，父親第一次回鄉，在長沙車站就和四十年沒見過面的大伯、三伯互擁哭成一糰。到家門口，跪在地上用舌頭舔地上的泥土，回來了，回來了，終於回來了，這就是故鄉。
到奶奶墳前上香，父親一字一句告訴奶奶，感謝二十年的養育及失蹤後十多年的掛念，自己卻沒盡到任何奉養之責，連「寒暑假一定回來」的承諾也沒實現過。
看到這段我的淚水又崩潰了。
片中也訪問不少老兵，「四十個年頭」這個詞一再出現於不同的老兵口中。他們離家時皆只是十多歲的小伙子，每逢年節別人歡慶時，就會想家偷偷躲在房裏抱著棉被哭，如此度過了「四十個無親無故的年頭」。這部紀錄片讓我非常震撼，騎車回家的路上一直啍著齊豫的「四十個無親無故的年頭」，只是曲已不成調，想到片子裏的情節就哽咽。
片子最後打上當初徹退來台的六十萬大軍，應是六十萬個生離死別的故事。
當時的國民黨部隊， 1948年11月Jack Birns攝於浦口，節錄自「內戰結束的前夜」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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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開始接觸到蕭菊貞導演的作品，那時一直想買《銀簪子》這本書，聽說還附贈DVD，想介紹給身邊所有的外省朋友觀賞。
但我這個人總是後知後覺（正因我後知後覺所以活得比較快樂），看完影片想買書時早已絕版，人家的書是2001年9月出版的，一年前的事了！
（也就是說，蕭導的書不到一年就賣完，而我的書好幾年都賣不完。）
我的個性又非常不積極（正因我的不積極所以活得快樂），書買不到就算了，日子還是可以過，且年復一年，平淡卻開心！
直到去年（匆匆12年已過）……
明華園黃字團的行政總監康素慧博士讀完我那篇「流浪一號」（請點選參考），忽然在line上告訴我，她認識一位導演也很愛狗。
我想應該不是黃字團的勝國導演，他家沒狗，那會是誰？
當電腦銀幕出現「蕭菊貞」三個字時，我差點跳起來！（怎會這麼巧）
於是康素慧把我那篇「流浪一號」傳給蕭導看，幾天後（2014年7月28日）我也收到蕭導轉贈的《銀簪子》，而且還親手簽名，真是驚喜又感動。
沒想到12年前在劇院裡淚眼潰堤的感動， 12年後居然還能延續……這機緣真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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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不少藝文及影劇界的朋友，所以知曉其間的潛規則，當作者送你書或歌手贈票邀你聽演唱會時，（像我們這種有能力提筆寫字的）禮貌上都要幫忙寫篇介紹專文。
但這次的《銀簪子》，即使沒人送書，早在12年前便於網路上大力推薦了，何況現在蕭導親自送上簽名書，無論如何也得把這份慈善的正面能量寫下來和大家分享。
只是始終下不了筆……這12年的機緣累積太多感觸，且書裡牽涉的戰亂傷痕頗沉重，真的不知該怎麼寫？
那就擱著吧！
反正，我一向不積極。（所以人生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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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上週我在家大掃除時，發現水龍頭又卡了一層水垢！
哎！我們的自來水……
真的該寫篇文章呼應蕭導了，原本她不是要拍攝《銀簪子》的，而是高雄的水。
要寫，但如何下筆？
又花三天時間，再把這本書重讀一遍。好！真的要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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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來看《銀簪子》裡的兩段文字：
還記得在榮民之家訪問伯伯們時，有位張伯伯說，他覺得他這輩子很不值得，一生為了國家，結果到頭來兩面不是人，在台灣人家罵他們是外省豬，回到大陸又被看做台胞，哪裡是他的家呢？然而，像我這樣的女人不也尷尬嗎？雖然我生在台灣，長在台灣，但從小時候我就被叫做外省囝仔……政治人物可以為了選舉，拼命割開這聯結，拼命撒鹽，這是生活在台灣很苦悶的一頁，但掌權的人誰在乎？（節錄自第143頁）
父親，今年七十多歲，他有五十多個年頭生活在台灣，為什麼他不能是台灣人呢？人的一生能活到多久，能有幾個五十多年呢？難道非要拿橡皮擦擦去他生在中國大陸的記憶，才有資格當台灣人嗎？（節錄自第146頁）
蕭導從小就因「外省囝仔」的身份而煩擾，但我剛好相反……
我的故事是這樣：
國小時我和一位叫「美莉」的女同學比鄰而坐，當然是那種桌子中間劃一條線，誰也不能越界，老死不相往來的相處模式。（此模式，全台皆然）
因為名喚「美莉」，所以我都故意叫她「醜陋」。
有次「醜陋」抽到要上台背課文，結果一緊張背不出來，被罰回座位站到下課。看她哭得唏哩嘩啦，我還頗幸災樂禍，反正楚河漢界分隔著，我們是敵人。
她邊啜泣邊哽咽地說：「昨天背給爸媽聽時，明明都好好的，上台就都忘光了！」
隔著座位聽到這些字時，換成我變得好難過，低著頭眼淚都快出來了。
原來外省人都會關心兒女的功課，「醜陋」她爸媽竟會督促她背課文，我爸媽從不知我在學校讀些什麼？我長這麼大，上學從沒人接送，下雨不會有人送傘，長大參加各種考試從沒人陪考，出國唸書更不會有人送機接機……爸媽隨時在工作賺錢，一切都要靠我自己。
那時才頓悟原來像「醜陋」這種外省家庭，爸媽都會參與她的學習，忽然之間嫉妒、羨慕又自卑！（後來又知道外省籍的姨丈都會要求表弟及表妹每天背誦唐詩宋詞）
所以，小時候我多麼希望自己是「外省囝仔」。
這就是我和蕭導最大的差異，但我們也有共同點，就是高雄的「水」！
先來看這段節錄文字：
每回朋友問起我是哪裡人時，我才一回答完，大多會換來同樣的一個問題：「你怎麼不去拍你家？那種地方拍記錄片最好了。」
我家？
「對呀！你家那裡可以拍的題材那麼多，太酷了！台灣都沒有人好好拍過這些題目，一定會紅。」這……好冷的建議，如果我是櫻桃小丸子，臉上必定浮現五根黑線條。
這是一種很複雜的情緒，除非必要我不會談到我的「家鄉」，雖然這幾年很流行要文化工作者回到自己的家鄉，尤其記錄片導演拍攝自己生長的地方，可是我卻從沒這念頭，甚至避免去想到那地方是「我家」這件事。唯一一次我興起在仁武拍攝一部記錄片的念頭，是想拍哪裡的水。
高雄，仁武，我家都買水喝，一桶水二十公升十塊錢。一條路上加水站就有好幾家，每一家都說是來自大武山的山泉水，每一家也都有衛生局檢驗合格的證書貼在大鐵桶外。每一次我回家，母親就會趕緊要我騎摩托車去多載幾桶水回來，免得我不在家時，她得拖著平常用來拉行李箱有兩個大輪子的鐵架子去買水。來回一趟好說也要十來分鐘，空桶子去還輕鬆，拉著二十公升的水回家可不好玩。
我討厭去買水，倒不是嫌麻煩，而是我可能有被迫害妄想症，每次面對那兩個人高的大鐵桶，我老懷疑著：怎麼可能是大武山的山泉水，我明明去過大武山那裡頭好幾次，哪來這麼多山泉水出來賣？如果這些水不是從大武山來的，那這水哪來的？會不會有一天，我們全鄉大家都得了怪病，因為我們都喝了奇怪的水……這麼一路下去，像《百年孤寂》小說般魔幻寫實的情節就要出來了！
關於「水」的記錄片這念頭，完全沒有執行，因為當我和住在仁武的同學聊起時，大家都勸我別做傻事。水，乾淨透徹，水的背後卻很複雜，還有人開玩笑說，「小心你拍到最後，被丟到大水桶裡去！」呵呵，這個恐嚇有效，我放棄了這個計畫。（節錄自第26頁）
水 一直是高雄最大的問題，都幾十年了，我們還在買水喝！
猶記20幾年前剛從美國畢業回來，對於買水這件事非常「不屑」，鬼才相信街上賣的是“山泉水”，根本是假的，想也知道比自來水還糟。所以家人（及大部份高雄人）都喝買來的假“山泉水”，唯獨我繼續安心飲用自來水。拜託！從國外留學回來，還跟人家買水喝，太荒謬了吧！
直到有一天，老爸得了癌症只能吃流質食物，我必需每天幫他用十種水果打汁配上高蛋白奶粉，並煮紅豆、綠豆、黑豆、薏仁、燕麥為他調製五穀漿 ……
重點就在用電鍋 煮紅豆、綠豆、黑豆、薏仁、燕麥時，自來水加在內鍋當然看不出異樣，但外鍋的自來水蒸發後卻留下滿鍋白垢，我真的有嚇到，這就是我們喝的自來水嗎？起初我還不相信，改用 “假山泉水”來煮，外鍋還真的沒白垢。從此不再鐵齒，乖乖跟著喝“假山泉水”，至少體內不會積滿白垢。
因此上週大掃除，發現家裡的水龍頭卡著一層水垢時，就想起我們親愛的蕭導……當初若妳慈悲地拍攝高雄「水」的記錄片，並拿下金馬獎及其他國際大獎，或許我們現在就不用買水喝了。所以，蕭導都是妳害的啦！
這是《銀簪子》書裡的相片，水中倒影裡有排放黑煙的煙囪，非常有「高雄仁武」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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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蕭導對於家鄉仁武除了「水」的記憶外，書裡這三段也極有趣，一段和老爸，一段和老媽，最後一段是全家「仨」的故事。
１．
一直等到我在外工作了好幾年後，買了一台小車，父親自始至終都沒擁有過一部四輪房車，就連摩托車也是輛古董。
還記得我從國小開始就通學，每天都要搭四十分鐘的公車上學，而我散漫的個性，經常讓我趕不上車，遲到好像家常便飯，老是要被老師罰錢，甚至繞著校門口蔣公遺像的圓環跑三圈。曾經，我抱怨過父親：「人家爸爸多好，沒趕上車還是可以送他們上學，你都只會罵我！」
「妳自己要遲到，讓妳受一下懲罰也好。我沒有車可以送妳的！」他冰冷的說。
結果沒多久，有一回我又遲到了，當時已經開始耍酷，遲到也無所謂。可是偏偏碰巧坐了幾站後，竟然看到校長也要搭這班公車，不知他是特意視察？還是車壞了？而剛好坐在第一排的我，簡直嚇死了，我們那時的校長，可是會當眾打學生巴掌的，當時已經沒有座位，眼看校長就要上車了，我心理猶豫要讓位給他，還是趕緊躲到後面？後來我選擇了假裝睡著。而一路上，我雖閉著眼睛，但我清楚知道校長一直站在我旁邊。我心裡當時恨死父親了，為什麼他就是不願意送我上學。
後來，又過了不久，我又趕不上公車。父親這次竟然答應用他的老爺摩托車送我到學校。結果最糟的情況發生了，車子在半路竟然抛錨，我們兩個人就只好在仁武前往鳳山的道路上，推著摩托車，尋找修車店，我終於知道父親為何不送我上學了，他那輛車最遠的距離大概只能騎15 分鐘，勉強維持他上班使用，這天的任務超越過平常，於是就壞了。我注定遲到，父親上班也來不及了，推車推了十多分鐘，可是七、八點店家根本還沒開門，後來父親大發脾氣，要我自己想辦法到學校，他說：「自己的事自己要負責。」車子他自己想辦法。
於是，他也不理我，我只好開始走路，走了十多分鐘才找到一個公車站牌，重新等車上學。那天，我遲到了快一個小時，被老師臭罵一頓，而我心裡其實更掛念著父親，父親是如何回家的？車怎麼辦？後來父親為了這件事，三天不跟我說話，我知道都是我不好，也只好乖乖閉嘴。我想父親也一定很沮喪吧！這是他第一次送女兒上學。
但父親沒有為此換輛新車，只是更明確的告誡我：「我們家就是這樣，妳一切都要靠自己。」（節錄自第72頁）
２．
而母親為了分擔家計，曾經有一回竟然突發其想，決定自己做碗粿到市場賣。我當時好像國小三年級，聽了也覺得很興奮。於是，某天放學回家，我和母親就拎了一個小桌子，提了兩大籃碗粿，大概有三十多個，到家附近的路口擺起攤子。小桌子上就擺著一碗碗甜的鹹的碗粿，還有我用原子筆寫的一張紙，「一碗十五元」。我和母親都沒賣過東西，但想到能賺錢就很高興，只是隨著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似乎沒有人對我們及我們的碗粿有興趣時，我們的信心很快就崩解了。我開始埋怨母親的舉動很蠢，擔心自己被同學看到丟臉，而母親的臉上也開始笑得尷尬了。
下午五點鐘，我們總共賣出了三個碗粿，自己吃了兩個，眼看父親就要下班回家了，我和母親趕緊收攤，因為我們都知道，這件事要是被父親知道，我們倆就完蛋了，於是我們做好協議，絕對不提此事。而那天回到家後，面對滿桌子的碗粿一臉疑惑時，母親則笑著說，都是我吵著要吃她才做的，順便也要送給隔壁鄰居。我，成了代罪羔羊，被父親抱怨找母親麻煩，要是吃不完我要自個兒解決，而委屈的我只能對母親扮鬼臉。
當然，這失敗的計畫，也只維持了一天，但碗粿卻吃了一個星期。（節錄自第74頁）
３．
這是我的一個小秘密，小時候反正家裡也沒車，就連去個高雄的大統百貨公司，我們一家三口都要頂著炎熱的太陽，在路邊等個二十分鐘的公車，然後搖搖晃晃汗流浹背，晃個五十分鐘才到高雄，之後呢？又要走上十來分鐘，才能真的到達大統百貨公司門口，快活的享受第一股冷氣的風。這種機會大概一學期一次，所以當幾年前大統百貨公司被一把大火燒個精光時，我是受傷的。（節錄自第193頁）
大統百貨公司被一把大火燒個精光時，我並沒很受傷，因為我大姑媽住在附近我經常去。常去，什麼事都會變得不稀奇！倒是看到這則仁武的新聞時，真的很受傷：
恐怖殺手 斬首2貓丟屍民宅 （中時電子報2015年02月03日）
實在太恐怖！高雄仁武一對中年夫妻常餵養流浪貓，卻遭鄰居斥責，最近更有2隻貓咪被斬首，只剩無頭屍體被丟在門邊，夫妻倆調出監視器，發現疑似社區內的老人所為，已通報動保處緝兇。
■
在太平盛世，兩隻貓被殺害是件震驚社會的事件，但在那個戰亂時代，死了幾十萬人都無聲無息的，我忽然想起龍應台的《大江大海1949》：
2009年龍應台重新回到父親槐生的故鄉衡山。
她想知道1919年出生的槐生，他所生長的那片土地，是怎樣的一片土地？
於是翻開《衡山縣志》。
槐生兩歲那一年，衡山「五十多天不雨，田土俱涸」、「飢民成群外出乞食，或以野草充飢」。
五歲那年，大水滾滾從天上來，「湘江、洣河沿岸民房未倒塌著寥寥無幾，災民露宿兩三個月之久」。
十二歲那年，「大雨兼旬，山洪驟發。」
十五歲那年，「久晴不雨，大旱成災……飢民採野草，剝樹皮，挖觀音土充飢。秋，旱災嚴重，近百所小學停辦」。
十七歲那年，山洪爆發，「農民外出成群乞討。」
十八歲那年，絲蟲病流行，湘江、洣江暴漲，衡山重災。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那一年，大旱，加上兵燹，大部份田土失收。秋天，瘧疾流行，衡山死亡兩千多人。
1946年國共戰爭全面爆發，縣志是這麼寫的：
衡東境內發生嚴重飢荒……飢民覓食草根、樹皮、觀音土，霞流鄉餓死189人，沿粵漢鐵路一線有數以萬計的人外出逃荒。六月，天花、霍亂流行。秋，患病率達百分之二十四，死亡率逾百分之五。
龍應台說，
這回來衡山之前，
我以為，
1949年是如何慘烈、如何特殊的年代，
翻開縣志，燈下夜讀，
每一個字都在呼喊，
我才知道，
啊，1949年，是多麼普通的一年啊！
蕭導也說她們家很普通，沒什麼好拍的，還說：「當一個導演說要拍攝自己的父親，顯然不具什麼吸引力，偶爾遇見一兩位記者，他們也大都回以尷尬的一笑。」
但當你真正閱讀蕭導她父親及其老家的故事時，仍會因他們流離顛沛的命運而震撼不已……只是，後來想了想，其實在那時代哪個老兵的身世不是這麼曲折離奇？六十萬徹退來台的老兵們，就是六十萬個生離死別的故事，因此和所有的老兵一樣，這就是蕭導她父親「生離死別」的故事：
其實，湖南老家的故事，總讓我覺得沾染著強烈的悲劇性。爺爺在公親年幼時便去世，奶奶在解放後，因為藏了一只一錢的小金戒子，而被劃歸為地主，後來在人民公社裡勞動，可是還裹著三寸金蓮小腳的奶奶怎還動得了，每回大家工作結束，趕著回去搶著大鍋飯吃時，奶奶還跑都跑不動，回到了人民公社早已經沒有食物了，後來奶奶幾乎是營養不良病死的。到了臨死之前，她的經神狀況已有了問題，每次遇到有人進門，她總是喊父親的小名，以為是父親回家了。
父親還有三個哥哥一個姊姊，我大姑姑的命很不好，嫁了一個壞男人，整天花天酒地不說，還會動手打她，而父親唯一說過年少時逞凶鬥狠的故事，便是為了姊姊和姊夫幾乎卯上一架，後來我這位大姑姑得了肺癌去世了。
至於我的大伯，那更是悽慘，年輕時候曾經在國民政府當官，解放後，他被鬥進了勞改營，根據大伯的兒子小毛大哥後來寫信來說，大伯每天被打，他去看大伯時，他幾乎全身瘀青，頭腫得兩倍大。後來，大伯受不了折磨，有天清晨假借上廁所，便跳河自殺了，最後連屍體都沒找到。父親回家時，大伯連墓碑都沒有。大堂哥小毛，也因為是黑五類的孩子，而不准受教育，從小便被迫去做泥水工，字也不識一個。
二伯是父親家中書唸得最少的孩子，應該說是要繼承家中務農工作的孩子，而他在那動亂時代，也被歸類到地主，最後被搞代替牛揹犁去耕田。
三伯，依照父親的說法，是他們兄弟中最有思想、最聰明的小孩，在解放前他已經是共產黨員，而且還是個中學校長，可是沒想到在鬥爭的年代，沒有一件事說得準，他被人陷害，竟然也被鬥到戴著高帽子去遊街，被公開批鬥，而當時遊街時吐他口水的人，還有許多是他的學生。後來，三伯自覺人的尊嚴不能被踐踏，於是在一天晚上，他就從關他的房子陽台跳樓自殺。但這一跳並沒有因此了結生命，反而是摔斷了兩條腿，這也讓他開始了往後鬱鬱寡歡的性格。
後來，三伯仍然不甘心，一直找機會申請平反，他要為自己洗刷冤屈，而這願望終於在六年前完成了。政府還他清白，給了個證明。
當時文化大革命的珍貴相片，攝影師蔣少武，節錄自「北京啟雅2006作品年鑑」。
至於我父親，家中最小的孩子，小時候跟媽媽感情最好，高中畢業他準備到南京去考大學，那時我奶奶死也不肯，捨不得父親離開她，但父親當時一直說服奶奶：「我只是去唸書，寒暑假我還是會回家呀！」
誰知道，戰爭無情，等到父親到了南京，大學招生幾乎都已停擺，那時候內戰打得正激烈，去得了卻不一定回得來，交通也近乎癱瘓。後來父親在大伯的建議之下，加入了一團正要回湖南的部隊，擔任文書工作的小兵，一心想著能回家就好了。但誰也沒想到，這軍隊在節節敗退的情況下，竟然沒有回到目的地湖南，卻千里迢迢過了黑水溝退守台灣了。
我老爸，就因為這種詭譎的時局到了台灣。他，成了一個外省兵，變成外省人，自己在台灣。而且他更不知道，離家時對母親的承諾：「我一定會回來看妳。」始終沒法子實現了。（節錄自第33頁）
戰爭時連裹著小腳的老人都要自求生存，這位老婆婆正在撿拾運糧火車所掉落的麥粒，
1948年11月Jack Birns攝於浦口，節錄自「內戰結束的前夜」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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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循著這個故事，蕭導毅然決定為那個時代的老兵們留下歷史見證。
但是，拍攝的決心顯然沒得到對等的支持及鼓勵，至少在書裡就看到這兩段：
就這樣，當一個導演說要拍攝自己的父親，顯然不具什麼吸引力，偶爾遇見一兩位記者，他們也大都回以尷尬的一笑。後來，我開始對外都只說，我要拍攝一部老兵記錄片，完全不提起父親和我的角色，至少當某些人投以不屑的眼光時，我受的傷會小一點。當然，也有許多人搞不清楚我這有些許南部腔台灣國語的女人，是不是外省二代？大多他們只會皺起眉頭勸我：「怎不拍些討好或主流一點的題材？」然後罵我笨。
這時代，笨一點也有笨的美麗。這是我經常自我安慰的一句笨話。（節錄自第58頁）
我們先去拜訪榮家的輔導室羅主任，羅主任對於我們要拍攝這個題材，反應一開始也是相當矛盾，一方面他高興有人願意關心這些老人了，另一方面，也擔心目前的社會本土意識，會讓這些老人再受到另一次傷害。（節錄自第99頁）
蕭導開始拍攝榮民之家的老兵們了，思索很久才決定大膽用這種紅布當背景。
但蕭導仍克服萬難繼續拍攝，於是有了這些動人的故事：
而被炸彈所傷，雙眼幾乎失明，兩隻手也被炸斷的李伯伯。他雖然手被炸斷了，但仍可用上臂吹得一手好口琴，看到他時，我請他吹了兩首他最喜歡的曲子，其中一首是《鍾山春》，當時我感動得想掉眼淚。
這些畫面，每一段都深深的打動了我。他們每一個人的故事其實都足以拍成一部記錄片，但在動亂的時代裡，戰士是沒有姓名、沒有個人的，而他們每一個故事拉出的線，也交織出一張綿密的網，血淋淋的控訴著戰爭的殘酷，那是我們這些生處於太平盛世的年輕人沒辦法理解的一段日子。（節錄自第108頁）
榮民之家的老兵們
有位叫豆腐王的伯伯，他好瘦，兩頰都凹下去了，我甚至懷疑他有沒有三十公斤？但他一看到我們來，就笑嘻嘻地跟我們打招呼，他騎的電動機車上，則插滿了綜藝節目《歡樂XX親》的旗子和各式的假花，看起來亂奇怪的。我簡單的和他寒暄，問他老家在哪裡？現在好不好？他就一鼓作氣說了好多，後來他開始掀起自己的衣服，讓我們看看他在戰場上中槍的痕跡，他身上的彈孔好幾個，一個個深陷的窟窿在他骨瘦如材的身體上，看起來變得異常可怕，但他卻很樂觀，告訴我們在戰場上他一點都不害怕，人要活得有希望才會快樂。
後來，聊得興起，他竟開始解褲帶，「我給你們看一樣東西。」這動作讓我嚇了一跳，趕緊看看身邊的工作人員，這……怎麼回事？每個人都一臉尷尬。結果他把褲子脫到幾乎要穿幫時，我們終於看到他想讓我們看的東西，怎麼也沒想到他的下腹竟然有個洞，洞口連著一個小塑膠袋，而塑膠袋裡裝著兩條短短的大便。
「這都是我今天早上新鮮的大便。你們一定猜不出來，我還有大腸癌，腸子已經割掉了一大半……可是我還是很快樂，生活就是這個樣子，什麼事我都遇過了，我什麼都不怕了。」我勉強擠出一個笑容，一時半刻也想不出該說些什麼，我看見他的生命微弱卻散發著異常鮮亮的光芒，比起我們年輕的生命還要燦爛，我真的不知道說些什麼好。最後，我告訴他要好好照顧身體，有空我們會再來看他。
他離開時給了我們一張名片，上面寫著「豆腐王」。（節錄自第110頁）
我看到榮家九十二歲的孟伯伯，第一次拍攝時，大家都不相信他九十歲了，我甚至以為他只有六、七十歲，他說話鏗鏘有力，走起路來抬頭挺胸，完全不需要撐拐杖，我還曾貪玩的拿著他的畫面去問朋友：「你猜他幾歲？」
結果一年後，我再回榮家看他時，他整個人幾乎瘦了一半，忽然之間老了，行動變得好慢好慢。那一天，我和小秦開車進榮家，他手裡提著幾顆剛買來的雞蛋，走累了靠在廣場旁的椅子想坐下來，他半步半步的移動，到了椅子旁，先把雞蛋放在椅子上，然後又慢慢的轉身，手撐著椅子的邊緣，緩緩的坐下來，然後直喘氣。
我不會忘記，後來我到他房裡看他，他記得我是那位湖南丫頭（他也是湖南人），他告訴我們他在去年底生了一場病後，身體就往下掉了，他完全不想吃飯，沒任何食慾，醫生也查不出什麼病，於是只好開了一堆營養劑給他。我問他想吃什麼我去買，他直跟我搖頭：「就是什麼都不想吃了。」他握著我的手，跟我們說謝謝，謝謝我們還記得來看他，我真的不會忘記，他的眼裡全是淚水。
「你不要說謝謝呀！我是真心來看你的。」
他說，「不會有人來看我了。」（節錄自第194頁）
那天，我還記得乍看到馮伯伯時，我的心著實的揪了一下，原本高魁魁的山東大伯，怎麼好像蛻變成一個瘦弱老頭，蜷在白色的床單下幾乎沒有重量，瞥見他的神情，讓我以為有一種看到小嬰兒的無助感。（節錄自第93頁）
羅主任告訴我們，「這裡有很多人晚景真的很淒涼，他們自己一個人在這裡，這麼老了也沒有人關心他們，這種人最好騙了。結果我們榮家外頭，就來了很多人搞了一堆小姐陪他們喝酒，這些老人的錢就這樣一兩下就給騙光了，後來還有人來榮家要錢呢！說我們這邊的伯伯玩小姐不給錢，你看看，這我們都要處理呀！他們能怎麼玩呢，七、八十歲了，被搞到一毛錢都沒有……」我聽了只能在旁邊苦笑，心裡頭很心疼，他們的處境豈只是晚景淒涼，他們的青春又何嘗美麗過？當大家一窩蜂的罵外省人來台灣是既得利益者，那終究是金字塔頂端的少數啊，這些大多數的士兵們，又享受過什麼利益呢？將心比心的想，沒有人會答應這種交易的。政治的既得利益者，管你左派右派，永遠是掌握權力的人，台下搖旗吶喊的人，犧牲性命的人，永遠都只是一顆棋子。（節錄自第102頁）
榮民之家的老兵們
這些老兵們幾乎都是晚景淒涼，即使晚景不淒涼的，也是心中苦悶。
記得我大學時有次領了家教費，為慰勞自己到一攤老兵的夜市水餃店吃宵夜。平常老闆皆會殷勤招呼，今夜卻呆坐著動也不動，換成老婆過來下水餃。
一盤熱騰騰的餃子上桌了，攤位內的氣氛仍死寂著。
終於快吃完時，才聽見老婆轉身問老闆：「她回去了？」
她是誰？竟可讓這位開朗的老芋仔老闆如此沮喪！
後來發現攤位側端吊掛一台佈滿灰塵及油污的小電視，老闆不知何時開機的，手持搖控器不斷搜尋新聞台有關「蔣夫人今日飛回美國」的消息。電視機的收訊不良，也沒聲音，但老闆仍發楞地看著新聞片段……
原來，「她」指的就是「蔣夫人」。
總統蔣公去世了，無法帶他們回老家了，唯有蔣夫人仍是心理寄託。蔣夫人回台灣，讓老兵們重新浮現一只美麗的家鄉憧憬，現在又走了，所有的希望及寄託也隨之消失。
這些老兵啊！即使晚景不淒涼，也心中苦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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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期間蕭導一直覺得像被施咒似的諸事不順，之前還因車禍毁掉上百萬攝影器材，結果工作團隊要榙機回湖南老家進行後半部拍攝時，出發前夜卻發現母親的護照丟了，這是書裡非常精彩的一段：
怎麼辦？怎麼辦？我慌得哭了。大家都準備那麼久，父親那麼開心要回老家過中秋節希望全家團圓，他甚至連月餅都買了，但是現在媽媽的護照卻掉了。
我只有兩條路走，一條是讓母親留在台灣，我們照著行程走。但這麼一來，全家團圓的意義就喪失了，另外，母親平常住在高雄，現在要把她一個人留在台北，而我又是住在半山腰的偏僻地方，她該如何生活呀？
另外一條路就是我們全部的人行程都延後，等到母親的護照補辦完好再去。但這樣的話，父親的心願就無法達成了，唉！那些月餅不成了笑話？而更讓我擔心的是父親一定會很難過，他等了那麼久想回家，這時我甚至想起，他告訴我他很想回家再多見見二伯和三伯一面，他們都老了，還能有幾次團聚呢？二伯都九十歲了，三伯也八十多歲了。
我很自責，也很難過，沒想到連這樣一椿心願，我都做不好？哭了一場之後，我還是得面對接下來的一切，畢竟所有人都在等我做決定，現在怎麼辦？而凌晨一點爸媽都在熟睡中，我又該如何開口告訴他們這個狀況呢？
想了很久，我決定大家延期再去吧。
我上樓把父親搖醒，告訴他有事情要跟他談，父親仍在睡夢中嚷著：「趕快去睡覺，明天早上再說，明天要趕飛機妳爬不起來就糟了。」但我仍堅持：「很重要我們先談一下。」
後來父親很不情願的下來，在廚房裡我們面對著面坐著。
「什麼事呀？一定要現在說？」
「爸，媽媽的護照掉了，我們明天可能去不成了。」我忍著情緒說。
父親原本還帶著睡意不耐煩的表情，立刻被嚇醒了。我知道他很震驚，我知道他會生氣，可是我最怕他不說話。
前幾分鐘，父親沒有話說，只是站起來往返踱步，後來開始嘀咕著：「你們怎麼會這樣？你們怎麼會這樣？」我不敢看他，像做錯事的小孩。但父親仍沒死心：「那護照明天一大早就趕快去辦來得及嗎？」
「補辦護照很麻煩，要很多天，還要報案。」
「拿我們的機票給他們看不行嗎？跟他們說我們本來都計畫好的……唉！那中秋節過不了了，你三伯他們都開始準備等我們回去了，現在怎麼辦？」父親說完，我他不知該說些什麼，只能低頭不語。
這個時候，廚房頂上的四顆大燈泡，忽然在幾秒鐘之內一顆接一顆的熄滅了，我當時被這情景嚇了一跳，和平時停電瞬間黑暗不一樣，倒有一點像是靈異事件。但腦袋還沒轉過來，房子就忽然劇烈得搖起來，我不加思考大喊：「地震！爸快到外面去。」在廚房裡陪著我們的大狗，也被這突如其來的搖晃嚇得趕緊跟著我們往外跑，這時想起母親，我又往上跑喊母親快下來。這地震的威力我們從沒遇過，在一片黑暗之中，我們都被嚇壞了。
在院子裡，趁著一點月光的照映下，可以看到對面的房子仍在搖擺，像夜裡的巨大黑魔，焦慮，不安。９２１。（節錄自第134頁）
相較於護照遺失事件，當晚的921大地震更是拍攝期間的大災難，印象最深刻的是蕭導在書裡寫的這段：
一對年輕的夫妻，由於經濟狀況不是很好，於是他們夫妻倆都拼命賺錢，先生還兼了兩份工作，因此他們每天能見面說上話的時間大概只有兩小時，他們只希望兩人在晚年可以過好日子。但怎麼也沒想到凌晨兩點男人回到家，房子倒了，他的妻子沒有逃出來，瞬間天人永隔。那位先生望著傾倒的大樓不斷的哭喊，他不要錢，他只要他的妻子可以跟他一起生活在一起就滿足了，他好後悔，後悔他們沒有好好珍惜兩個人在一起的生活，他只是一直哭著，一邊喃喃自語的責備自己。（節錄自第139頁）
所以蕭導說：「我經常想，如果我明天死去，那我最後悔沒做的事情是什麼？如果我做得到，那我現在就要去做。」
終於，在蕭導的堅持及努力下《銀簪子》拍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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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OO年九月二十三日晚上七點，《銀簪子》在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首映。
這一天我很緊張，老爸很緊張，老媽也緊張得不得了。這是記錄片第一次面對觀眾，一直到中午吃飯時，爸媽還直嚷著不去現場行不行，我一邊跟他們曉以大義，要他們放輕鬆，一邊心裡卻也嘀咕著：「我也不去行不行呀！」
不行！
雖然過去已有許多經驗面對觀眾，但是每一次再來一回時，其實都還是焦慮，像是一個內心膽小的小孩，忽然被一隻大手從背後一捉，咚！丟上了演講台，雙腳還直發抖呢。臉上表情卻要很有自信、很堅強。
現在，要把自己家裡的故事抖出來，好像要我脫了衣服在觀眾前面，然後微笑著接受大家拿著放大鏡檢查。哎呀！真令人羞紅了臉，無處躲藏。那個笨拙的傻大個女孩，那個一生不上不下、說話沒人懂的老爸，還有那一看到鏡頭就發抖的媽媽，我們這平凡家子的故事怎好意思搬上舞台？因此，老爸擔心電影放映後，被人笑，被人罵。
哎！這一刻，親愛的父親，我的擔憂和你一樣。
在華納威秀，晚上七點鐘，這一場爆滿。
放映中，我不敢待在戲院裡，把爸媽安排好座位，我就溜到外頭吹風，早已戒了的煙，一根接著一根的抽，手心開始冒冷汗。
還有五分鐘影片就放映結束，我在門口待命，就像所有導演會出席的放映，等著影片結束，等著燈亮……我就像竊賊般，躲在門後，偷偷摸摸竊取觀眾的反應，不知他們會不會已經睡得打呼？還是不耐煩的瞄著手錶，咒罵著導演？或許……他們懂我，分享我的感受，啊！我怎會如此不安，完全不像個參加國際影展的導演。我怎會什麼不好拍，偏要拍我自己的故事呢？有一點懊惱，又開始嘀咕。
掌聲響起，影展的策展人游惠貞介紹我出場，我很激動，終於到了這一刻，我要面對台下的觀眾。
好多人都哭了！我不知道為什麼，連國外的許多導演都哭了。本來，我很擔心大家會睡著……我……結巴的說了幾句開場後，我介紹我的父親出場，全場響起如雷的掌聲，掌聲延續著成了父親從十幾排位子走向台前的音樂……（節錄自第200頁）
影片上映後口碑及票房皆佳，先後贏得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之「台灣獎」、第37屆金馬獎（2000年）最佳紀錄片，並入圍阿姆斯特丹紀錄片影展國際競賽、瑞士尼恩國際影展、日本山形紀錄片影展、亞太影展、釜山影展……2001年四月，《銀簪子》在真善美戲院做商業上映，創下的票房佳績令許多商業片相形失色，也改寫了「紀錄片是票房毒藥」的刻板印象。
李安及候孝賢眼裡的蕭導
蕭導在書裡寫著：
我因奶奶的一支銀簪子，走進了父親和這群老兵伯伯的生活，在拍攝期間，我感受到戰爭的殘酷，也深切體認到生命的無常，馮伯伯在農曆年間因為抵擋不了強烈的寒流凍死了，三伯在我剪接期間也去世了，父親最好的朋友周伯伯也離開了，如果我晚一年拍，這影片或許變得殘缺不全吧！
年輕的我好幾次想逃開，因為無能為力。面對老兵的快速凋零無能無力，心疼他們一生孤單無能為力，痛恨戰爭的悲劇無能為力……當然，還有在台灣拍電影的無能為力。
可是，每當我碰觸到身邊這些快凋逝的人和故事時，我就沒法讓自己不看見，就是會難過，而我又能做些什麼呢？於是我拍了紀錄片。真的，就是這樣一個很傻的理由，於是我深陷其中。但我也要感謝每次不同的拍攝主題都讓我更接近我生活的這塊土地，和許多可愛又溫暖的朋友。（節錄自第2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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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2002年看到的一部好電影《銀簪子》，及2014年讀到的一本好書《銀簪子》，只是時光匆匆，期間相隔12年。
想推薦這部影片，市面上大概已看不到。
想推薦這本書，早也絕版。
所以，就算記錄這段機緣吧！這段「水」的機緣，當初在劇院裡看得淚「水」盈眶，讀完書後又感同身受於高雄人買「水」的悲情，於是以「水」為緣寫下這篇文章。
蕭導說：「我經常想，如果我明天死去，那我最後悔沒做的事情是什麼？如果我做得到，那我現在就要去做。」
我努力想了半天，我這麼懶散的個性，真的沒什麼事值得後悔，值得現在就要去做！這也讓我想起「笨的學長」這個稱呼……
當時（2002年）有幸看到《銀簪子》這部記錄片乃因學弟叫我去捧場，到「世界族群和平影展」當觀眾，以免放映時“門可羅雀＂。而學弟本身則因參加一個英文會話的社團，可能也協辦影展活動，所以請我幫忙捧場。本以為社團裡每個人的英文都極好，其實不然，但許多社會人士聚在一起學英文是件蠻酷的事。學弟的英文名字叫Ben，社團裡並非每人發音都很標準，所以經常有人叫我「笨的學長」（應是Ben的學長）。就這樣我連著七天都去看戲，也當了七天的笨學長。
或許，我還真的是笨學長！因此蕭導送我《銀簪子》時，我哪敢回送自己寫的書，改送她法國畫家Olivier的畫冊。哈哈哈！我的書賣好幾年都賣不完，不敢拿來送人！何況你以為Shin的中文翻譯是什麼？就是「遜」啦！
所以，我就是那個笨學長「遜」，我真的什麼都不會（只會過一天算一天），面對書裡這段又沉又重的悲傷歷史，真的不知該如何下結論……局勢就這樣發生了，人就這樣過了一輩子，無聲無息的，不就這樣……
哎！再次感謝蕭導的好電影及好書，也讓我想起這段笨學長的往事。
「這時代，笨一點也有笨的美麗。這是我經常自我安慰的一句笨話。」蕭導不也這麼說。
ＰＳ。
蕭導現已投身大愛電台多年，為更多人服務，感恩！
關於蕭導：
1994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經濟系，在校期間曾擔任校內刊物「雙週刊」主編，大四那年又選修了李道明老師開授的「錄影帶製作」課，與班上同學一同拿起攝影機完成紀錄片《博盛，這孩子》，體會到影像媒介的迷人之處與所能發揮的力量，因而讓蕭菊貞在文字之外又多了一種能說故事的工具：攝影機。而這部紀錄片也為蕭菊貞贏得第一座金穗獎肯定。
畢業後蕭菊貞進入「新新聞週刊」擔任一年半的專職記者，之後即展開自由撰述和影像創作生涯，曾以《陽光愛情》、《火鶴》等一系列記錄身心障礙朋友的紀錄片獲得三屆金穗獎肯定，並以《紅葉傳奇》和《銀簪子》連續奪得兩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台北電影獎、紀錄片雙年展台灣獎，並相繼入圍全球重要影展:阿姆斯特丹紀錄片影展、山形影展、釜山影展、新加坡影展…等。
除了紀錄片創作之外，蕭菊貞對當代台灣電影環境亦有相當投入，尤其曾在中國時報長期以專欄撰述台灣電影相關議題、人物。她更於1999年與鴻鴻、魏德聖、鄭文堂等導演一同創辦「純16影展」，首度將國內創作短片、紀錄片帶進電影院。後續並經常參與規劃台北電影節、圓缺影展等國內重要電影活動。她的紀錄片作品充滿作者自身憂傷感性的筆觸，對於紀錄片和台灣電影相關政策亦有十分犀利的見解。在影像創作之外，她也用她獨特的感性文字紀錄自己的創作生涯。重要文字出版包括＜銀簪子－終究我得回頭看見自己＞、＜大毛＆Coffee＞。近年除了在清華大學教授「電影美學概論」、「紀錄片創作」、「台灣電影賞析」等相關課程外，也常擔任台灣重要影展(金馬獎、台北電影獎… 等)評審工作及相關文化補助之評審。2004年獲得輔仁大學優異傳播工作者<思恆獎>肯定。2011年獲得清華大學〈傑出校友獎〉。
目前擔任大愛電視戲劇部經理一職，監製戲劇作品多次獲得金鐘獎及亞洲電視獎入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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